对话骆丹:光有批判不够,还需要建立一些东西

对话骆丹:光有批判不够,还需要建立一些东西

骆丹

2006年,骆丹老师从上海出发,横贯整个中国的东西到达西藏,创作了作品《318国道》;2008年,他又再出发,最北达辽宁丹东,最南抵广东湛江,完成了作品《北方,南方》。通过创作这两个作品,骆丹老师在中国版图上划了一个巨大的“十字”;2010年,他来到位于云南省西部的怒江峡谷,一个时间好像已经静止的地方,秉着赤诚之心花费两年时间,利用一百多年前的湿版技术,庄重地拍摄居住于此的傈僳族人和怒族人。2014年秋天,骆丹老师走进了中国西北的一片分不清是远古还是末日的旷野之中,将这一海枯石烂、地老天荒的“梦境”用相机给我们带了回来。

虽说每一张直接摄影的图像,都是某一空间和某一时间段的切片,但对于骆丹老师的作品,某种程度上从大的范围上,可以说空间和时间是其主题。当被问及为何对空间和时间这么着迷并想表达出来时?骆丹老师回答道:“我们生活在这两个维度里面,时间和空间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,人在有生之年,都在一个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面存在着。”诚哉斯言。(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“艺术摄影圈”,阅读更多关于摄影的文章。)

对话骆丹

柴:柴柴 骆:骆丹

选自《318国道》

选自《318国道》

选自《318国道》

选自《318国道》

柴:2017年《回光》之后,至今您有创作新的作品吗?

骆:2017年《回光》拍了以后,2018年4月做过一个作品,但那个作品不完全是自己的创作,是跟别人合作的项目,关于景迈山茶农的项目。因为景迈山申遗,他们需要影像方面的一些东西,是那个的一部分。

2018年5月份以后,因为家里人生病,我基本上就在照顾家里人,就没工作了,然后一直到现在。

柴:以前您都是自由独立地完成一个作品,2018年变成与人合作创作作品,这某种程度上相当于“命题作文”。这种变化给您最大的体会是什么?

骆:虽然那个项目是跟他们合作,其实给我的条件挺宽松,就是只要用我的方式,随便我怎么弄都可以。当时创作时间很短,只有大概差不多半个月左右的时间,基本上按照《素歌》的方式拍摄一些当地的茶农,以人像为主。但两个作品还是很不一样,《素歌》完全是自发自觉地创作,而合作的项目因为时间短,只是用到《素歌》影像语言上的东西和过去的一些经验,也是以湿版方式呈现。(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“艺术摄影圈”,阅读更多关于摄影的文章。)

选自《318国道》

选自《318国道》

选自《318国道》

选自《318国道》

柴:提到您的艺术摄影创作生涯,就不得不提您最开始创作的《318国道》。《318国道》是国内最早的公路摄影作品,也带来很大影响。距创作这组作品过去十多年了,现在您回头看这组作品是何感觉?

骆:前段时间,兰州摄影双年展也选了《318国道》,那个展览体量很大,但每个人分到的空间不多,我只能选20幅作品。选作品时看到一个一个画面,让我又回到当年那种状态中,依然对我触动很大,还是挺喜欢当年在路上的感觉。

当时在拍摄、编辑的时候,就想用一幅一幅静止画面串联起来,形成一部摄影公路片。现在来看,我依然觉得就像看一部电影一样。这个作品虽然已经过了十多年时间,但是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,当初所要表达的东西被淹没了,实际上时间还增强了某些部分。现在看依然觉得很好看。

柴:您现在观看《318国道》依然觉得很好看,这个“好看”具体指的是什么?

骆:现在我来看这部作品,依然很鲜活,这些影像现在依然充满力量。它呈现的一个个荒诞不经的画面,现在还在不断上演。它就像一个预言,那个时候手机互联网还没有兴起,还是手机短信时代,我在那时就像做了一个高级版的“抖音”作品。

柴:《318国道》您拍了八千多张底片,最后只选出了88张照片。这个选片编辑过程能分享一下吗?

骆:拍摄《318国道》之前,我用过一段时间Lomo。Lomo相机给我最大的体验并不是那些具有明显特征的影像本身,而是那种更直接更果断更迅速地去捕捉影像,抛开了摄影里面非常复杂的我们要考虑的一些技术上东西。

有了这样一种体验后,当我开始拍摄《318国道》时,用的是玛米亚7相机,和65毫米带一点小广角的镜头。当时全部作品都是由那一台相机和一支镜头完成。我把玛米亚7相机当成成像质量更高的Lomo使用,整个拍摄过程都是以非常迅速的方式获得影像,所以拍的非常多。玛米亚7相机是120的6×7画幅,一个胶卷是十张底片,我拍了差不多800多个卷,算起来就是8000多张底片。在这个拍摄过程当中,内容是很开放的,只要看到我想按快门的,我就按下去。所以底片量非常大,内容也极其丰富。

但一个作品的容量是有限度的,不可能成千上万张去构建作品,那样的话,就会变得非常分散。拍摄结束之后,当底片冲出来,我就对着底片不断的筛选,舍弃掉一些东西。当初我决定的是拍摄一部摄影公路片,这部公路片由一个一个静止的分镜头组成,我希望用一幅幅画面,来构建出一个整体。大的结构就是随着在这条国道上时间和空间上的移动,不断去呈现。从整体的框架来说的话,就要考虑一些节奏、镜头和镜头之间的关系,内容和内容之间的关系。有一些在不同的地方拍摄了同样的内容,就要放弃掉一部分。在这个过程当中,也有一些自己很喜欢的,但是把它放弃了,然后把一个单从画面来说更差一点的放进去。当镜头不断往后延伸,不断往下叠加的时候,到那个位置可能需要缓和一下,我就用一个更平淡的画面。就像一部影片,有一些叙述性的东西,有高潮,有低谷。

当时拍摄的那些大量底片,只是一个非常丰富的素材库。拿到这些素材来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作品,这个中间确实要花很多精力,这种精力就不亚于我在路上去捕捉这些素材。

柴:《318国道》选片编辑花了您多长时间?

骆:拍摄是在八月份结束的,之后差不多有几个月时间,最后编辑完成大概是11月。

选自《北方,南方》

选自《北方,南方》

选自《北方,南方》

选自《北方,南方》

柴:《318国道》之后,您又创作了《北方,南方》。《北方,南方》中,画幅从6×7改为6×6。这种改变给我的感觉是呈现出来的画面更为控制、“精致”,相比而言,《318国道》呈现出相对自由的感觉。

骆:拍摄《318国道》的过程当中,用的是玛米亚7旁轴相机。旁轴取景的方式确实还是有一点区别,有时你在眼睛里面看到的,和最后出片还是有一点差别,就是有一些不太精确,我希望有些东西没有的,但那个画面里有了,我又不想去裁剪底片。

拍摄《北方,南方》的时候,我就用了另外一款相机,就是勃朗尼卡6x6的120相机。那个相机的结构跟哈苏差不多,变成磨砂屏观看,和旁轴取景不太一样,我觉得它更精确一些、克制一点。当时拍《北方,南方》的时候胶片用得少多了。当然,这个跟之前《318国道》拍摄、编辑的经验在里面有关系。

柴:无论是《北方,南方》,还是《318国道》,发现您对国人的精神生活(状态),对于传统、西方元素特别注意。您为什么着迷于这些?

骆:和我们所处的时代有关系吧。因为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环境面临一种剧烈的动荡,这种动荡在日常当中是潜移默化的,不是那么明显的。当你突然之间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。就会发现过去的东西消失的太多。

我们在不断吸收新的东西的过程当中,回过头来看的话,我们真的失去了太多东西。所以,我有必要把日常当中被漠视的部分呈现出来。在这两个作品里面有很多关于过去、现在留下的一些痕迹。在这个当中有非常大的冲突,但是这种冲突你日常体会不到。作为创作者的话,就应该有意识在我们生存的空间里面去寻找发现,去找到这种关系。

这两部作品里面其实有很强的时间感,这种时间感不是一个瞬间概念,是过去、现在以及未来都在同一个画面里面。每当我看到眼前这样一个场景,有这些元素的时候,我就非常兴奋,会想办法去捕捉到这个画面。

选自《北方,南方》

选自《北方,南方》

选自《北方,南方》

选自《北方,南方》

柴:您在《北方,南方》、《318国道》中呈现了各种各样的国人,但多是下层,且不少是边缘人。您为何会关照这些人?

骆:因为我跟他们一样,是所谓的下层人、边缘人,我拍的都是跟自己有关的东西,所以我的眼光自然对准他们。

无论你看过的人,看过的书,看过的电影,还有你所经历的事情,所有这些东西,最后都是认识自我的过程。包括我拍摄这两个作品,在那么大范围的中国行走,也是从自我内部穿行,那些镜头里的人,其实就是我自己。我的这种感觉到拍摄《北方,南方》后期快结束的时候,越来越强烈,越来越强烈。

柴:也就是说某种程度上当您的镜头对准他们的时候,您是有共情同振的。

骆:是这样的。

选自《素歌》

选自《素歌》

选自《素歌》

选自《素歌》

柴:2010年到2012年您在创作《素歌》的时候,您认为这些人物很美,想把他们的美留下来。这种美在您看来具体是什么?

骆:他们的美是由信仰带来的。他们是非常普通的农民,但正是因为有信仰,信仰已经融入他们的生活,我会看到他们的美,这种美在作品里都有呈现,而且大家都能感受到,那种坚毅、纯净的眼神。他们在生活当中其实也跟普通人一样,有着具体的喜怒哀乐,但跟我在前两个作品里面看到的人最大的不同是,我觉得他们有尊严。

柴:您在谈到创作《素歌》的时候,您说是从以前的“破坏”转到了“建设”。

骆:我说的不是破坏到建设,不是这样的概念。我的意思是之前拍摄《318国道》和《北方,南方》时,更多的是对当下的批判。到这两个系列快要结束的时候,我觉得光有批判不够,还需要建立一些东西。

从《318国道》里面能看到对当下现实的批判,包括他的荒诞性,这些东西从头到尾贯穿在这个作品里面。但是从拍摄《318国道》后期,从《北方,南方》开始,我对人的看法是有改变的。当我看到《318国道》里面那些人的时候,我觉得我和他们都同样具有荒诞性。到了《北方,南方》,我的目光变得柔和一些,因为我觉得我和她们都是一样的,就像你刚才说的那种共情同振。

到了拍摄《素歌》的时候,我希望给拍摄前两个作品的自己一个出口,我觉得没必要陷入一种虚无的悲凉当中去,还是应该更积极看待这些东西。拍摄《素歌》就是一种建立。 (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“艺术摄影圈”,阅读更多关于摄影的文章。)

选自《素歌》

选自《素歌》

选自《素歌》

选自《素歌》

柴:您在创作《素歌》的时候具有的那种仪式感,跟以前是有很大不同的。也就是通过这种庄重、肃穆、信任的仪式,通过湿版这种技术,等等,建构表达了您说的信仰、尊严之美。

骆:仪式感是因为湿版技术带来的。这个技术不可能迅速捕捉画面,拍摄时间非常长,拍摄一张照片前后差不多要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,必须在现场做一张底片,做好之后,曝光大概三秒到四秒,在这个过程当中人稍微动一点的话,画面就糊掉了。

我必须跟他们很好的沟通,在拍的这个过程中,说,你坐在这儿,要这样的状态,保持不动。我会跟他说很多,要他理解配合。他们镜头前的这种状态,都是我在他们日常生活或者教堂祷告时观察到的,我希望把他的这种状态拍下来,找到他之后跟他聊,拍摄之前不断调整,调整他的姿势、动作、身体的状态等等,引导他到达之前打动我的状态中。

柴:《素歌》在建构表达信仰、尊严之美的时候,您是否意识到在某种程度上,这会忽略或者说遮蔽了这些人的现实艰难处境以及历史苦难因素。

骆:要说现实的艰难的话,他们都面临着很具体的现实的艰难,比如说他们都住在半山坡上,他们的地都分布在山坡,每天去上面或者下面耕作的话,都要爬上爬下。这在我们看来是难以想象的。我曾经看到一个差不多快70岁的老人,扛着一袋20公斤重的大米,爬半座山回到自己的家里。这些都是他们所要面对的具体的艰难。正因为这种艰难的生活,信仰对他们才如此重要。

我在城市里面也看到了所有人的艰难,像我们每一个人在当下的这个社会,哪一个不是艰难地在生活。我们的艰难和他们的艰难只是在具体的某种方式上不同而已,但本质上是一样的。但是他们在那种艰难的生活里面,正是因为有信仰,才没有被压垮,依然有尊严的活着。

有很多人甚至作为一个所谓的现代文明人,看待他们的时候,会带有一种自大的异样的目光去观察他们,以为他们是因为落后贫穷才选择信仰,或者是因为他们选择了信仰,才导致他们的贫穷,那不对的。我在当地跟他们生活了很长时间,在他们的日常里面去观察他们,发现正是因为有信仰,在面对生活中现实的艰难的时候,他们是有支撑的。

我并不是在作品当中去美化他们,他们就是这样的。我甚至觉得《素歌》还没有真正把他们那种力量呈现出来。

是不是遮蔽了他们现实艰难处境、历史苦难因素?当然不是。我在那做了大量的口述历史采访,但不在《素歌》的表达范围之内,那需要另外一部作品来表现。我不是在做一个报道摄影,《素歌》是我和他们一起为至高无上的神作的一首赞美诗。

选自《何时离去》

选自《何时离去》

选自《何时离去》

选自《何时离去》

柴:您讲到您下一个作品一般是在上一个作品创作时的体验、迸发的灵感而生。当然我们知道,创作时的体验以及灵感是很多的,这个您是如何选择,以及将之最终变成作品的?

骆:有时想法会从脑子里冒出来,冒出来之后我就会去琢磨它,看看这个想法是否具有可操作性。有时候那些想法天马行空,从最初的想法往深里去琢磨,没有可行性,或者跟自己关系不大,就会把它否定掉。

我做的东西有一个前提,就是一定要跟自己有关系。我看你前两天在“艺术摄影交流群”里推荐了一部《无主之作》的电影。这部电影给我印象很深刻的是,男主的原型是格哈德·里希特(Gerhard Richter),电影里老师去艺术家工作室,看他尝试的各种作品,然后对他说:这个,不是你。这个对我感触非常非常深。

柴:纵观您至今的创作,发现您非常着迷空间和时间这两个元素。您为什么对空间和时间感兴趣,并想表达出来?

骆:我们生活在这两个维度里面,时间和空间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,人在有生之年,都在一个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面存在着。

我对这个这两个东西非常着迷,也是因为一种紧迫感,这种紧迫感就是想在有限的范围里面去更多的体验一些东西。换一种说法是,我比别人更贪心一些,就像有很多人想看更多的书,想看更多的电影,道理是一样的。

选自《回光》

选自《回光》

选自《回光》

选自《回光》

柴:您曾说《318国道》有受电影《逍遥骑士》的影响。您平时应该喜欢看电影吧?

骆:是的,电影对我的影响非常大,可以说比摄影本身更大。自己很多作品,特别是《318国道》和《北方,南方》,能够在里面看到电影对我的影响。不管是画面本身,视觉呈现,作品编辑,它的结构,色彩色调这些,都受电影影响很大。

我电影看得比较杂,乱七八糟的什么都看。我最近喜欢看一些关于导演的合集,一个导演去世了,盖棺定论,然后会做这个导演的合集,从他的第一部处女作,到最后一个作品。我从第一部开始看,一直看到最后一部,在这个过程当中,能看到这个导演创作的脉络和变化。

骆丹简介:1968年出生于中国重庆,1992年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。已获得多个摄影奖项,《素歌》系列获得第七届AAC艺术中国·年度影响力-摄影类大奖(2013年);2011年,荣获候登科纪实摄影奖,并被评为大理国际摄影节最佳新锐摄影师,TOP20-2011中国当代摄影新锐;《北方,南方》系列作品获得连州国际摄影年展的年度杰出艺术家金奖(2008)。除此,《素歌》系列作品之《素歌之二十五:敲钟的约翰》被收入Phaidon出版的《The Photography Book》(2015,第二版-难以逾越的作品集),此书“收入超过550张来自十九世纪中期至今的世界最佳摄影作品”。现生活工作于中国四川成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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