参加婚礼时“随份子”的习俗可以说古已有之，但是至少在先秦时期，还不流行这样做。
《礼记·郊特牲》记载：“ 昏礼不贺，人之序也。”
序，是代谢之意，古人生命周期短，子女成婚之时，往往也是父母风烛残年，渐趋凋零之日。
所以，当时的人结婚不太讲究大操大办，反而多了几分哀伤的气氛。
《礼记·曾子问第七》记载孔子的话：“ 嫁女之家，三夜不息烛，思相离也。取妇之家，三日不举乐，思嗣亲也。”
连奏乐都不许，更别说送红包了，先秦时的婚礼不是个太值得庆贺的事儿。
那么，这种风俗是什么时候打破的呢？大概是在西汉的时候。
五凤二年秋八月（公元前56年），汉宣帝刘询脑洞大开，下了一道圣旨曰:“ 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贺召。由是废乡党之礼，令民亡所乐，非所以导民也。”
其实就是说，现在民间嫁娶禁止摆酒席，搞得百姓都没有生活乐趣了，这样不好，要改。
皇帝的一声令下，开启了婚礼的新纪元，此后上至王公贵族，下至平头百姓，结婚时都可以大摇大摆地摆酒庆贺了。
但是， 参加酒席的宾客一般还不会直接出“份子钱”，而是比较含蓄地送一些礼物。
土豪可以送古玩、字画、首饰，条件一般的也能送喜饼、喜烛、对联、鸡鸭等。总之量力而行，意思到了就行。
比起赤裸裸的送钱，礼物毕竟显得更真诚些，礼单上也可以多写几行字，不会只留下一个金额。
直到明朝，朱元璋发布了一个《教民榜文》，第一次从官方层面提出了“份子钱”的重要性：
“乡里人民，贫富不等。婚姻死伤吉凶等事，谁家无之。今后本里人户，凡遇此等，互相周给。且如某家子弟婚姻，某家贫窘，一时难办，一里人户，每户或出钞一贯，每里百户，便是百贯，每户五贯，便是五百贯。如此资助，岂不成就。日后某家婚姻亦依此法，轮流周给。”
“乡里人民，贫富不等。婚姻死伤吉凶等事，谁家无之。今后本里人户，凡遇此等，互相周给。且如某家子弟婚姻，某家贫窘，一时难办，一里人户，每户或出钞一贯，每里百户，便是百贯，每户五贯，便是五百贯。如此资助，岂不成就。日后某家婚姻亦依此法，轮流周给。”
也就是说，乡里如果谁家结婚钱不够，大家一户出一点，就把婚事办了。而且还要求将此形成制度，乡亲们互相帮助。
从此，在熟人结婚的时候送“份子钱”，便在民间流行开来，成了一种重要的婚嫁礼俗。
所以有人把朱元璋称为“份子钱”的鼻祖，也是基本符合事实的。
有明一代，“随份子”的习俗得到了极大的发展，汤显祖《牡丹亭》第三十三出《秘议》：“ 便是杜老爷去后，谎了一府州县士民人等许多份子，起了个生祠。”
这里的份子虽然用于建祠堂而不是婚礼，但同样都是大家集资办事，这也是 份子钱最初的作用，颇有点今天“众筹”的意思。
到了清朝，更是一发不可收拾。清代吴敬梓的《儒林外史》就多处提到“随份子”一事。比如第二十七回：“ 归姑爷也来行人情，出份子。”
“随份子”渐渐变成了一种重要的社交礼仪，尤其在婚嫁大事上，所出份子钱的多少，不仅标志着关系的亲疏，更是一种财力和地位的象征。
老舍先生的小说《正红旗下》中，就多次描述过好面子的八旗子弟，为了凑足“份子钱”而作难犯愁的情景。
时间到了五六十年代，当时崇尚俭朴的社会风气，使“随份”的习俗不再受到重视。很多人参加亲友的婚礼，会送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品，而不再给钱。
改革开放后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，经济条件越来越宽裕，随礼时直接送钱的方式，开始重新流行起来。
如今人们办婚礼，已经很少再为钱发愁，所以“份子钱”不再具有“众筹”的作用，而变成了单纯的祝贺送礼之意。
从“份子钱”的发展史中，我们可以看到自古以来婚俗和社会风气的演变，是见证人们生活方式变更的一个有趣缩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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